据考证秦始皇的阅读速度和阅读量惊人

按照邢义田教授的测算,如果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一如江苏东海尹湾汉简《神乌赋》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《孙膑兵法》的书写形式,每简38字左右,则全书130篇,52.65万字,需要竹简13855枚。“以木简的重量计,则达43.7~48.1公斤,甚至55.9公斤。如以新鲜的竹简计,则达58.33公斤;用新鲜红柳简则更重达101.62公斤。”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,简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,其体积和重量造成的书写、阅读和保存的不便,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,然而其具体情形,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。邢义田教授的工作,使我们对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细节有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。

据考证秦始皇的阅读速度和阅读量惊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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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有这样的文字:“天下之事,无大小皆决于上。上至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。”说秦始皇专权独断,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,甚至用“衡石”计算处理的文书,每天有明确的定额,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。“衡石”,唐代学者裴骃《史记集解》的解释是:“石,百二十斤。”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则说:“衡,秤衡也。言表笺奏请,秤取一石,日夜有程期,不满不休息。”衡,是当时的计重装置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秦王朝的铜权、铁权等,其实是用于“衡石量”的。这种“权”,不可以误解为秤砣。它们其实类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码。“衡”的使用形式,正类似于天平。秦始皇每天处理文书的“呈”或者“程”,也就是定额,按照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的理解,是“秤取一石”。后来的人们大都认同这样的分析。范文澜先生就此写道:“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(竹简)一百二十斤(秦一斤合今半市斤),不看完不休息。”(《中国通史》第二册,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,第4页)其实,“以衡石量书”,应当理解为用“衡石”为文书测重,“书”的重量,可以是一石,当然也可能是二石、三石。

即使按照“秤取一石”理解,“石,百二十斤”。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(巫鸿:《秦权研究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79年4期),确实可以说是“秦一斤合今半市斤”。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,得知平均为257克(丘光明:《中国历代度量衡考》,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,第394页)。“百二十斤”则为30.8公斤。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《史记》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.015公斤,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,则“石,百二十斤”的篇幅可以书写31.79万字。

秦始皇“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”,每天必须处理的“书”,竟然超过30万字。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!秦汉时期表现出神奇的阅读速度的记录,还有张松故事。

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,未予礼遇。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的才华。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,“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。”(《说郛》卷五八上陈寿《益都耆旧传》)这个故事,《太平御览》、《艺文类聚》这样的类书,都作为“强记”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。宋人周密《癸辛杂识》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“世俗命强记者”。然而宴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,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。《三国演义》第六十回《张永年反难杨修,庞士元议取西蜀》又予以文学渲染。罗贯中笔下,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:“修曰:‘公居边隅,安知丞相大才乎?吾试令公观之。’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,以示张松。松观其题曰《孟德新书》。从头至尾,看了一遍,共十三篇,皆用兵之要法。松看毕,问曰:‘公以此为何书耶?’修曰:‘此是丞相酌古准今,仿《孙子》十三篇而作。公欺丞相无才,此堪以传后世否?’松大笑曰:‘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,亦能暗诵,何为《新书》?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,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,止好瞒足下耳!’修曰:‘丞相秘藏之书,虽已成帙,未传于世。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,何相欺乎?’松曰:‘公如不信,吾试诵之。’遂将《孟德新书》,从头至尾,朗诵一遍,并无一字差错。修大惊曰:‘公过目不忘,真天下奇才也!’后人有诗赞曰:古怪形容异,清高体貌疏。语倾三峡水,目视十行书。……”后来曹操得知此事,说:“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?”于是“令扯碎其书烧之。”《三国演义》淡化了“晏饮之间”的情节,也消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。不过,赞诗中所谓“目视十行书”,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。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“十三篇”的军事学著作“从头至尾,看了一遍”,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。

张松读《孟德新书》的效率,也许和秦始皇“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”的情形有所类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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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一位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,在他的诗词名句中说到“惜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”。讨论秦始皇的“文采”,资料尚不充备。这里和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,实际上是自有“文采”的。班固《汉书·武帝纪》称赞汉武帝的“雄才大略”,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“文景之恭俭”。对于他的武功,除了“举其俊茂,与之立功”句中的“立功”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,似乎不愿评价。按照赵翼的说法,“是专赞武帝之文事,而武功则不置一词。”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有特别显著的功绩,他本人的“文采”,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四有“汉帝多自作诏”一条,其中说到“汉诏最可观,至今犹诵述”,文辞“可观”,古今“诵述”的诏书中,有的是“天子自作”。他举的第一个例子,就是汉武帝。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“号令文章,焕焉可述”的表现之一。《文选》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,其中“诏”一类只收录了两篇,都是汉武帝所作。此外,他“深陈既往之悔”(《汉书·西域传下》),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“轮台诏”,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关于赋的记录中,有“上所自造赋二篇”。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“上”,就是汉武帝。《隋书·经籍志四》著录“《汉武帝集》一卷”,《旧唐书·经籍志下》和《新唐书·艺文志四》著录“《汉武帝集》二卷”,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,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。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,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。《文选》卷四五收录了署名“汉武帝”的《秋风辞》:“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兰有秀兮菊有芳,携佳人兮不能忘。泛楼船兮济汾河,横中流兮扬素波。箫鼓鸣兮发棹歌,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!”《秋风辞》字句之中楚风饱满,因此有人说“汉武帝《秋风辞》足迹骚人”(《渔洋诗话》卷下)。又有人说“至汉武帝赋《柏梁》诗而七言之体具”(〔唐〕元稹: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),“七言起于汉武《柏梁》诗”(〔元〕吴皋:《吾吾类稿·原叙》),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。这位颇有“文采”的汉武帝,也有一个涉及阅读速度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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