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万老人的最后驿站 被医院判了“死刑”的在这里平均活过10个月

北京晨报崔红2017-11-13 07:31

4万老人的最后驿站 被医院判了“死刑”的在这里平均活过10个月

李松堂收藏的门墩。他说,“我收留老人,我收藏古物,但我这一生只干一件事——临终关怀。”

4万老人的最后驿站 被医院判了“死刑”的在这里平均活过10个月

李松堂查房。他说,人的疾病一多半是心情引起来的,调整心情就可以再生身体。

18岁他想办个临终关怀医院

这两年,不少医院都设立了临终病房,不少区县还计划着建临终关怀医院。作为全国第一家、也是经营时间最长的医养结合的医院,“临终”二字却悄然在松堂医院名称中消失,目前它更像是一家养老院。回过头看,松堂的意义在于——它成立于整整30年前的1987年——那个时候,国未富,民未老,我们个人的死亡与社会的“老龄化”一样,似乎遥不可及。这个关注死亡的老年医院诞生于那个活力十足的中国,也见证了这个国家老龄化的全过程。因此,它的意义绝不在于养老,而是对人性的关怀。

令人不解的是,在医养结合正当时的今天,松堂医院依然没有纳入医保,尚不享受卫计委、社保局和民政局的有关政策。而院长李松堂68岁了,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他竟然没有医保卡。

笃定想办个临终关怀医院的时候,李松堂不到18岁,从未听说过“临终”二字,只是想今后开一家“能照顾要死了的人的医院”。当时他在内蒙古小山村,考取了赤脚医生证书,人生中第一次见到死亡。

这段缘起,这30年里,李松堂不断提起,因为有太多的人问他,“30年前啊,你怎么就想着开私人医院了,还是临终的。是跟国外学的吗?你哪儿来的钱呀?”

李松堂的祖父是著名的老中医,给孙中山把过脉,外祖父是国民党抗日将领,父母也都是学校老师。因此,他敬爱中医也尊敬老师。“张老师——我这辈子见到的第一个死人——出类拔萃,谦虚敬业,知识渊博,与人为善,长得也仪表堂堂,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了?怎么就是牛鬼蛇神了?人家是大学老师啊,被打成右派后,怎么连做人的资格都没了,成牛鬼蛇神了。”谈起这50年前的一幕,李松堂圆睁怒目,一连串的“怎么就”。

“他死在胃癌上。死不可怕,他不怕死,他是咽不下这口气,天天跟我说,我是好人啊,恢复我做人的资格吧。我没有坏心眼呀,我不是牛鬼蛇神呀。我就是教书呀,我没做过坏事呀……天天都是这些话。我当时只有17岁半,也帮不上忙,只能是给做饭送水、端屎端尿。打针吃药早没用了——瘤子都窜满全身了。”

“有这么一天,掀开蒸锅,‘呼’的一下,我被热气熏到了,忽然间冒出个念想来,干吗不告诉他,就说他平反了,摘帽了,不是牛鬼蛇神了!我盛上饭就冲过去,‘我忘了告诉您了,刚去村上,他们说您平反了,他们查清您的问题了,您不是牛鬼蛇神了,可以做人了。’张老师接饭的手就这么停在空中,人愣在那儿,嘴角哆哆嗦嗦问,真的吗?我说,真的,真的,我亲耳听他们说,宣布恢复您做人的资格了。”

当天晚上,张老师——不知道具体名字的张老师、不知道具体年龄的张老师、不知道来自北京哪所大学的张老师——死在了内蒙古的小山村。他最后的两个月,李松堂一直陪着他,但唯有那个下午,张老师是轻松的、愉快的、喜悦的、生机勃勃的,甚至是阳光灿烂的。他躺在破败的土炕上,脸上是褪之不去的微笑,腰身第一次舒展开,眼睛泛着露水一样的光芒,眼前似乎都是他的学生。他就这么死了。

这一幕给李松堂带来巨大冲击,“任何一部小说中都没有这样的场景描写,人死的时候竟然可以这么放松,这么享受,这么悠然——这就是尊严呀!我当时站在坟前,忽然就冒出一个想法,将来一定要从事为要死的人提供帮助的事业,几十年之后我才知道,这个事业就叫临终关怀。”

万张猴票办起医养结合医院

打小儿李松堂就不缺钱,一来“家里有”,二来他集邮。邮票是他的第一桶金,“经营医院,这10多年才打个平手;前10多年,都是往里搭钱,这些老人都受益于我那些猴票。”

猴票还没上市呢,据说他就是有钱人了。有同学从新疆给他寄信,询问“知青办”还有没有了?他盯着信封上的邮票,眼睛都绿了:“这是‘文革’其中一套邮票中的一张,北京就没见过,也就是说,根本就没人集齐过这套邮票。我这同学哪儿来的票呢?怎么就舍得贴信封上呢?是这哥们傻呢,还是新疆有呢?”细一打听,邮票就是在邮局买的!李松堂寻思,估计这一版的邮票都送新疆发行了,内地压根儿就没有。他托朋友包圆了新疆所有的文革邮票。

又过了3年,猴票才出来。“每人限买2版,一版80张,排了一天队,累个半死,才买了8版。”他连夜改变策略,把8版猴票撕成4方联,第二天一早,赶到集邮总公司,见人就说:“你不用花钱,我送你4张,你帮我买2版。”160份免费的猴票都撒出去了,他坐在公司门口的台阶上单等着收票。“那时候的人真讲诚信,没有人拿着我这4张票跑的,全给我送回来了。猴票发行量少,就卖了2天,我一共收了210版,1.6万余张,你说,我得多有钱。”

猴票是中国第一张生肖邮票,8分一张,年底就涨到8角,第二年5元一张……这么一折腾,到了1987年李松堂的资产已近百万,他干了两件事:花8万元在国子监街买了个四合院结婚用——后来这里成为松堂博物馆;投资办了松堂临终关怀医院。

松堂发展最难的时候,正是房地产风起云涌的时候,善于投资的李松堂却始终坚持办医院,因为“临终”二字,周围百姓不接纳他,松堂前20年里7次搬家,直到2003年安家朝阳区管庄路,这才没再动地方。

很多市民就是在2003年才听说有临终关怀医院的。300多“要死的人搬家”成了当天北京市最大的新闻。热心肠的出租车、志愿者的私家车、大使馆的公务车、大学里的校车……警车开道,300多辆车贴着“松堂搬家”的标识,浩浩荡荡从崇文门直奔管庄路。

记者手记

恭喜你,还有两万多天你就要死了

“我去大学讲课,一张嘴就是:孩子们,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,还有两万多天你们就要死了。我为什么说是好消息,因为我们的老人还有两三天就要死了。当时孩子们的表情是:惊愕洒了他们一脸。你从中就可以看到,我们国家很缺乏‘优死教育’。从幼儿园到博士后,没有一堂完整的生命教育课。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一条射线,永远没有终结。没有终结,最富有的就是时间。大量的年轻人都在浪费时间。”

在李松堂看来,“生命”是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享受的时间段,“诸葛亮享受的是那个时间段,鲁迅享受的是那个时间段,我们享受的是眼前的这个时间段。只是一个时间段而已,并非永远,因此,提高生存质量才是延长生命的最好选择。”

“但是,现在很多人是不问生活质量的活着。我跟着家属去医院接老人。老人胳膊上吊着3个瓶子,脚腕子上还吊着一个,全是意大利进口药。你们是否考虑过,老人86岁了,这些药混在一起,他能不能吸收消化,如果不能,为什么让他受罪呢。再说,他已经癌症晚期了,给他点儿抑制疼痛的药就够了。”

“家属告诉我,医院说了,老人活不过一礼拜。这还用医院说,这种状况谁看了都活不了一礼拜。我说,如果你们家属同意,这些药全去掉,让老人有尊严不痛苦地活最后一段日子,糖尿病、血压高咱都不管,主要矛盾就是治疗肺部感染,再降降血栓就齐活了。”

5个月后,这位老人在松堂安详去世。家属一算账,药费节约了9成。也就是说,在松堂的药费不过是大医院的1成。

李松堂说,临终关怀,就是不再积极抢救,不再积极治疗,不再积极检查,而是姑息治疗,舒缓治疗,以护理为主,干干净净的,吃饱喝好,有能力的老人再进行康复训练。但同时,心理治疗必须要跟上。“有的专家说,别跟老人提死亡,刺激老人。我们就不是,天天探讨死亡,你希望自己怎么死,我希望自己怎么死,逗老人谈死亡。人不接纳死亡,生命质量就不完整,活多大岁数都不是寿终正寝。”

最倒霉的一天,松堂有5个老人去世。最鼓舞人的消息是,医生判定活不过仨月的癌症患者却活了9年——身体好点儿就出院,坏了再回来,最终以95岁高龄迎来自己的“白喜事”。

68岁的李松堂抽烟、喝酒、好古玩——他是中国门墩收藏第一人,他在加拿大办元青花瓷展览,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博物馆,他说,“我收留老人,我收藏古物,但我这一生只干一件事——临终关怀。”但是,他自己没有医保卡,也没有养老卡,“我最相信自己。我是赤脚医生,全科。我认为中国最缺全科医生。人的疾病一多半是心情引起来的,调整心情就可以再生身体。年轻时学习知识,年老时相信自己。”

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崔红/文

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蔡代征/摄

(北京晨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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